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阶段性特征差不多，无非是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既不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和服务上竞争，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又失去了生产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甚至倒退。
当然，未来现实可能不像上述这样简单的推算那样演进。刘培林：其实大家对这个分类有些误解。
如果在追赶周期的全过程中没有持续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将难以经历完整的追赶周期，或者是经济起飞难以冲到高速增长平台之上。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早日投入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战斗。在被列为青年经济学人系列报道采访对象后，记者7月中旬第一次打电话约采访。7月末，在北京市朝内大街225号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访按照既定时间进行。企业必须通过推动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在较低增速的宏观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能力，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
新京报：之前你在论文中也提到过，日韩是在追赶周期中比较成功的国家，拉美一些经济体的表现则较差。这样一个增速由低到高再降低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形态，可以称为追赶周期。真正的挑战是今后，邓小平时代还能延续多久？以后往哪里过渡和转化？因为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是与邓小平执政时大不相同的情况和环境。
如果说全部由市场说了算，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政府也越搞越大？ 观察者网：记得你提到过一个数据，发达国家政府支出最高的甚至占到了GDP的50%。华生：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导向的。所以我说回过来看邓小平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观察者网：那你觉得，当前背景下双轨制需不需要修正？ 华生：首先我们当时推动的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后来早就完成了。
但是，这种市场至上主义是任何现代文明社会都不能接受的。邓小平时代迄今的成功已经进入史册，可以说无法更改。
但邓小平的政经双轨制既成就了中国，也挑战中国。 美国也有双轨制 观察者网：又回到邓小平的理念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举个例子，现在中国最大的双轨制就是城乡二元体制，那一下宣布把北京户口全放开，行不行？北京户籍的市民与外来人口利益矛盾冲突很大，怎么解决？你还得设计某种过渡的办法。因为我们的情况是，一方面放权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也远远不够。
比如林毅夫就说，金融资本都流向了大型国企。1986年，在去三峡专列上，我向赵紫阳总理汇报国资改革的问题。华生：18世纪的时候，西方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都是10%左右。如果国家的大战略是像俄罗斯这样搞休克疗法，我们的观点就不可能受重视。
你曾经提到邓小平改革的立足点就是强势政府，这些年，舆论不断在批评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观察者网：从"小平您好"到后来对邓公的一些不满，为什么会这么快扭转？ 华生：1984年之前，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一切都是新东西，改革开放成果也很明显，所以才有1984年国庆游行的时候，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横幅，那时候是"蜜月期"。
要知道历史的一个偶然，就可以是一两代人命运的改变。从1980年代参与价格双轨制的制定、提议设立国资管理系统破解国企改革，再到股权分置改革的早期设计者，他成了中国数个重要领域改革的见证人及亲历者。
当然后来也受到挑战，说走一步看一步不行，有的部门也嘲笑。一步跨不过去，只能两条腿走路，还要搞双轨制。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邓小平 政经双轨制 。如何认识和取舍邓小平的遗产关乎当代人的命运和中国的走向，需要专题去回答。因为在中国讲制度就容易大而化之，一切推给民主宪政就行了，其实是懒汉思维。而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就反不了腐败，所以要细化要讲机制。
就像当年的价格双轨制也是一个机制设计一时盛行的奥运低谷效应言论也随之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崩溃论在党的十八大平稳过渡后不攻自破。
国际金融大鳄还乘机围剿香港特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有可能就此中断。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
数据显示，多数地方债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债务融资期限结构偏短，今明两年部分省份到期债务高达60%以上，但资金却流向回收期较长，回报率不高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中。美国等加紧对中国的遏制与渗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影子银行的角度看，据估计，影子银行业占新增信贷的比例已从2008年约20%升至2013年6月的40%，其规模大约占到未偿贷款存量的1/4。恰在此时，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所著《中国即将崩溃》迎合了西方世界的需要，走俏欧美市场。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人都对未来的发展有悲观情绪，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忧心忡忡。
从债务风险角度看，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升至17.9万亿元，占GDP的33%，其中地方融资平台的相关债务超过10万亿元。而近期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又导致新一轮资本出现外流迹象，加剧了国内金融风险。
第三，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化，加剧中国经济形势的下行压力。中国用35年的增长与发展的实践，否定了上述三轮的崩溃论调。
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是我国内需的最大潜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2014年初，一家著名外国媒体甚至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冰山崩塌的嘎嗒声。
但在短期内，中国经济由长期两位数的增长向7.5%甚至更低的水平转变可能还需要国内外人士适应一段时间。一些舆论猜测，影子银行一旦遭遇严重挤兑，中国可能出现雷曼时刻。这部2001年出版的书断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然而20多年过去了，西方世界民主化浪潮席卷了东欧、西亚、北非，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转型成功，甚至造成了部分国家长期经济低迷，政局动荡、社会失序。
在笔者看来，至少过去20多年，许多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判断都是不对的，尤其是所谓唱衰中国的崩溃论。中国社会在连续发生郭美美事件、7·23动车追尾事件之后也陷入各种不安中，一些人甚至放言要借微博谣倒中国，不少外媒还宣称中国要爆发茉莉花革命。
当时，中国经济过热，通胀高企，通胀率高达 18%。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出口锐减，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2008年以来，美国先后积极参与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进程，TPP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经济上制约中国的关键一环，TTIP则被称为经济版北约，欧美国家加强经贸合作，确保优势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首先，近年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人口红利逐步下降，资源成本上升，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不得不从高速回落到中高速的档位。